中国医道与天人合一

2020年05月02日 11:05:30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刘剑 邓国宏

  时间

  2020年4月16日

  主办单位

  光明日报、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学堂、光明网

  主持人

  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

  嘉宾

  张大宁(国医大师、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长、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干春松(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

  吾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齐勇: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中医中药几千年以来,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可以说,在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就是靠着中医中药来防治疾病、健体强身。这一次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贡献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2020年孔学堂春季论辩大会就以“中国医道与天人合一”为主题,围绕中医在本次战疫中的贡献、中医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如何互补共进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医学的发展

  张大宁:我想就今天的主题谈几个问题。第一,中医学的双重属性。中医学从学科的属性上来讲,属于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的范畴,即医学的范畴,但由于中医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医学属性属于它的根本属性,而文化属性属于它的辅助属性,而且辅助属性是为根本属性服务的。中医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防病、治病的科学,这是它的医学属性。但它又有文化属性,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医学作为一门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出现,大体是在春秋战国到西汉之间。在这一阶段当中,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同时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比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合一学说等。这些思想被吸收到中医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当中,使中医学得到了一次升华,这是中医学的文化属性。西汉大哲学家董仲舒说过:“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可能是关于天人合一的最早论述。中医学正是把这些哲学思想引入进来,形成了自身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理论,《黄帝内经·灵枢·邪客》就说“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第二,中医学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医学,在过去几千年当中,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对世界医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很早就被翻译到国外,对世界医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当今世界,中医学如何存在、如何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课题。现代医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自然科学的每一项发展,都大大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时候甚至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如X光等。现代医学不断地使用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充实、修正、发展自己,不断改进它的诊断方法、治疗方法和药物,甚至改变了很多基本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古老的中医学产生了疑问:像西医发展这么迅速,那古老的中医学能不能存在?还有没有前途?我认为,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在业外,在业内也有很多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但我可以明确表达我的观点,就是在当今时代,传统的中医学,它的存在和发展空间非常之大,前途非常光明。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要介绍一个概念——临床疗效。广义的临床疗效包括治病、防病、康复、养生、延年益寿等五个方面。广义的临床疗效是任何一门医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宗旨与归宿,一门医学只要能在临床疗效的任一方面发挥作用,它就有生存和发展的价值。

  中医学能流传几千年,根本原因是它的有效性,否则它不至于传承到今天。但现在的中医比张仲景、李时珍还艰难,为什么艰难?因为张仲景和李时珍只要治病有效就可以,但今天不然。现在存在着两种医学,既有中医,同时还有强大的西医,所以中医光有效不行,还得要超过西医的疗效,才能存在,才能发展。比如,西医抗生素、降压药和降糖药的发展,无疑把大量患者都吸引到它那里去了。这是其一。现在患者就医的先后顺序也与以前不同。如果是20世纪60年代,患者首先会到中医大夫那儿看病,治不好他才会去西医那儿看。现在不然,患者一有病就先到西医那儿看去,看不好了,医生才告诉患者能不能吃中药,或者患者自己来找中医,于是到中医这里就诊的大多都是患了疑难杂症的患者。这是其二。西医各种诊断的客观指标(包括化验、影像资料)的普及,也给中医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些客观指标,不但医生明白,患者也懂。比如说患者说尿里有蛋白,24小时尿里蛋白定量是4克,所以中医不仅要把他的症状脉象纠正过来,而且还要把他的化验指标纠正过来。我不同意有些中医专家提的观点,说不承认西医的检查指标,因为这个检查指标是社会所公认的,逃避是不行的。这是其三。正是上述三个因素,给中医学提出了新的,也许是更艰难的问题。

  我认为,医学的竞争,归结起来有五个层面:第一,是疗效的竞争,这是根本性的竞争,谁效果好患者就往哪儿跑;第二,在疗效差不多的情况下,比副作用的大小;第三,是疗效的速度,看谁的疗效快;第四,是方法的简繁,比如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第五,比谁价钱便宜。这五个层次的竞争,疗效是根本。在当今医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西医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中医学想要大踏步地发展,必须要在疗效上下功夫,必须要在这五个层面上下功夫。这是摆在中医界面前的一个根本大事。

  中医学在当今怎么发展?首先,中医学能治未病,但也能治已病,在治病当中,它是有很大的空间,好多疾病都可以发挥作用。我不太同意中医学是治未病的观点,中医学也可以治已病。比如糖尿病、肾病的并发症,中药的效果是很好的。再有这次治新冠肺炎的清肺排毒汤,来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八个经方,对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的治疗效果都不错。中药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然,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对象,中医中药和西药西医的治法,要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

  再有,防病、养生、延年益寿、康复,更是中医学大有作为的领域。中医治未病,《内经》上讲“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讲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对医生的分类。有人解释,说好大夫是搞预防的,治病大夫都是一般大夫,这很荒唐。作为医生、作为一门医学要关口前移、重视预防、重视养生、重视人体的强壮,而不要一味等到疾病来了再做治疗,所以中医学大有作为。中医学重视养生,养生就是提升生命的质量,既有生物学的质量,又有心理学的质量,还有和外界相适应的质量,是全方位的质量提升。咱们还讲新冠肺炎。《内经》上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意思是一年五个季节都可以流行瘟疫,一会儿你传我我传你,不管男女老少,得一样的病。新冠肺炎不就是这样吗?但中医怎么来预防和治疗呢?一是要正气存内,二是要避其毒气。避其毒气,就比如戴口罩、隔离,但更重要的是正气存内,保持人体的强壮。所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老年发病率很高,还容易变成极重型,死亡率也很高,就是因为正气虚弱。因此,养生是颐养生命,提高人体内在的生活生命质量。治未病、养生、延年益寿、中医学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这是大家公认的。

  第三,中医学可以为现代医学贡献其先进理念,比如看待人体正常生命活动和异常生命活动的理念。举例来说,辨证论治,“证”就是从不同于现代医学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归纳、分析出人体异常的生命活动。现代医学看待疾病,看待人体异常的生命活动,可能是从正面看,看局部;而中医则是从侧面看、从远处看,看整体。西医得出来的是局部的病的概念,而中医则是从远距离、整体地看待个体的异常生命活动,得出的结论是“证”,再根据这个“证”来立法、选方、用药。中医学上讲,治病容易辨证难,所以辨证论治实际上是中医学根本的特点和优势。

  第四,中药学对世界医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一直认为,中药的提取物仍然是中药。比如20世纪40年代,美籍华人陈克辉,在中医岳父的指引下研究麻黄,提取出麻黄素,用于平喘。有人认为这是西药,这其实是中药的提取物。我们煎药实际上也是在提取,只是它提取的不如麻黄素这么纯。又比如大家都所熟知的,屠呦呦利用《肘后备急方》提取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想中药有多少?《本草纲目》列1892种。现代的中药学词典有多少?8000种,有的甚至1万种。每一个药有很多成分,把这些中药研究出来,将对中国的医学、对世界的医学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我认为中医学它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最后,从方法学角度上讲,中西医结合有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强项,对治疗疾病、预防疾病有好处。中医学要响应“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号召。换句话说,要把精华的东西继承下来,发展下去,但是在创新发展当中不能离开正道,要守住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轨迹。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中西医可以结合,而且应该结合,造福于人类,造福于患者。

  如何看待中医学

  郭齐勇:张大宁先生讲得很全面、很系统,他从中医学的双重属性讲到中医学在当今的存在状态,又讲到今天如何发展中医学,再讲到中药学对世界的贡献,最终归结到中西医结合、守正创新,非常丰富、全面和深刻。下面请干春松教授发言。

  干春松:中国的早期医学,刚才张大宁先生也说,战国到秦汉是它逐渐系统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前,已经有比较长的积累。比如,还应该有一个巫医的阶段。我们都很熟悉《论语》里的一句话,就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早期的医字(毉)下边就是个“巫”字。经过战国和秦汉,人们对于身体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哲学上也有很多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中医理论的基础其实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最为朴素的认识就是认为天人之间有共通的地方,但它们是怎么个共通法呢?董仲舒有一些特别具体的分析,比如天人相副、天人感应。怎么感应的?他也有一些具体的理论,比如同类相感这样一个系统化的理论。这样一套系统化的理论就把天人合一具体化了。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讲人和自然的融合,古人讲天人合一不光是谈治病了,治理社会也要奉行相似的原则。中国古代其实把治国的人士也称为“大医手”,治理身体的人是医生,称为“医”,但是治理国家的人他也叫“医手”。

  张大宁: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干春松:其实这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还是强调整体、平衡、和谐,就是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样的一套理论方式,不光能理解人的身体,也能理解整个社会,所以既能治身,又能治国。早期西方的医学好像也有这样的特点,只是后来西医从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人体的结构,发展出一套理论化的解剖方法。但中国古人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个人即是一个宇宙,从人的身上能看见宇宙,从宇宙里能看见人,这样一套思维方式来理解人与世界的,这是中国哲学与中医特别重要的有别于西方的思想基础。

  我想向张大宁先生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中医人才的培养。我有一个法国朋友叫杜瑞乐,他是人类学家,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一度对中医感兴趣。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听了一年的课,后来经常跟我聊中医人才培养的问题。他注意到现在中医学院的教学与西医的教学特别相似,但他认为中医的特点一是特别强调文化的底蕴,二是特别强调个体化,比如望闻问切,这是很个人化的诊断方法,所以他提出,这种集体化的学习是不是培养中医的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这是第一个问题,即像这种大班教育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学中医最合适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涉及中西医结合。现在的西医有很多的仪器,就是把科学技术直接运用到了医学上,所以它的发展特别快,而中医跟现代科技的结合好像相对没有西医那么紧密。当一个人既学中医又学西医的时候,有可能西医更容易上手,因为西医讲求标准化和精确化,他完全可以靠仪器,而不是经验的积累。比如,我们到医院里拍的片子或者化验的指标出来了,不用太高明的医术,可能刚毕业的医生,他就可以告诉你是个什么病。但中医是靠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来诊断,他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如果去看中医,肯定希望找一个老中医,因为老中医他见的患者多。而西医则不然,只要医院的设备好就行,不一定需要医生有很多的从医经验。所以,杜瑞乐先生也提出过另一个疑问:当一所中医学院里中医也教、西医也教的时候,很可能学生毕业以后他就去做西医了,比如我们中医学院培养100个人,然后有70个人可能后来去做西医了,这是否会对中医人才的培养和集聚产生一些困难。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像张大宁先生讲的,中医药要发展的话,人才是最重要的。总结一下,两个问题是:第一,中医教育是不是不用去上大学,或者说直接投入您门下学习这样比较好,还是需要有一些正规的课堂教育,然后再去找老中医学?第二,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会不会让一些西医把中医的人才给拉走了?

  再补充一点关于中药副作用的问题。这是我在网上看到大家目前比较多的一个疑问。大家都知道西药有一些副作用,比方说耐药性的问题。但是很多中药,大家认为也有副作用,尤其是中药注射剂,您觉得这是不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用更多的结合科学的办法来增强中药提取的针对性。

  郭齐勇:谢谢干春松教授。下面我们有请吾淳教授。

  吾淳:张大宁先生实际上是站在人类医学史的高度来考量中医和西医的问题。您刚才提到,面对现在西方医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其实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和挑战,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来面对这场一个危机和挑战。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要把中医由传统的、古老的医学体系,尽可能地与现代医学逐渐接轨。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理解。

  第一,中医实际上是一门非常古老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可以说源远流长,很可能从原始社会采集年代就开始了。任何一门古老的知识,只要它今天还能生存,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这就是刚才张大宁先生说的它有效。中国医学史上的很多文献典籍都被保存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部中国的医学史,尤其是记载的很多药物,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瑰宝。

  第二,从知识整体来说,中医是同古代的天文、算学、农学等自然科学共同发展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农学知识随着现代西方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交流,基本上已经作古了,只有医学不一样。医学可以说是非常完整地被保留下来,这在古代的四大学科里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中医注重平衡、整体、系统的思维同中国古代哲学关系密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上海包括全国其他很多地方的治疗方案里,都有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在用了呼吸机以后,遇到患者腹胀的情况,就用承气汤来给它治疗。这就是《黄帝内经》里讲的肺合大肠的关系,这是西医想不到的,是中国医学的智慧,同时它又恰恰证明了中西医结合的可行性。还有,辨证论治的方法与中国古代思维和哲学中的因、宜、时这些强调差异性、强调针对性的观念也是密切相关的。

  第四,中医和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有关,甚至和巫术、迷信有关。和巫的关系,的确是对中医亟须厘清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其实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一部分,是当时那些思维、观念、哲学包括世界观的反映,其中自然也包括一些宗教和神秘主义的内容。中医史不光是知识的发展史,也是和巫术与神秘主义的交战史。即便像唐代孙思邈这样的大家,也有很多的鬼神思想。民间的中医传承,很可能会把这些巫术和神秘主义的东西保留下来。所以,中医要如何解决和宗教、巫术、迷信的关系。

  第五,中医学和西方科学或者医学相比较的问题。西方近现代以来大量新技术的出现,是对中国古老医学传统的一个巨大冲击。西方有它的弱点,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但是它这大量的技术,比如青霉素的发明对于肺炎的作用以及许多疫苗的发明,这些实际上都是现代西方医学所取得的成果。所以,中医确实面临与现代西方医学相比较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角度。

  第六,东西方思维的参照和比较的视角。东方有东方的思维,西方有西方的思维。通常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是非常系统全面地来看问题,西方医学有可能是就事论事地来看问题。对此,我不完全同意。因为无论是中国古代医学,还是现代西方医学,实际上都有一条从个别经验上升到普遍理论的路径,只不过中国和西方的路子不完全一样。西方走的是培根的归纳法的路子,包括对经验的排比对照,然后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统计,在这一基础上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中国的标准去衡量西医。

  我也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张大宁先生。现在西方医学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西医的技术手段,很多中医大夫可能都可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保留中医的一些特长?还有,刚才春松提到中医的个体性和经验性的问题。按照传统来说,中医实际上是师徒授受,带有个别性和特殊性。但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它的治疗手段和药物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可以通用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它实际上升到了一般性的高度。就是说,在全民医疗的这样一个平台和框架内,通常的一般性的治疗方式,可能会成为一种主流的治疗方式,而个别的特殊的这样一种治疗方式,可能会成为一种辅助的治疗方式。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向您求教。

  张大宁:我简单回应两位教授的问题。第一,就自然科学而言,构成一门科学它有两个要素,一是实用价值,二是理论体系。中医学的实用价值就是有效,而且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同时期的医学进行比较之后,仍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中医学之所以能流传到今天,除了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个原因就是和西医相比,它在疗效上仍有独特的优势。

  第二,关于巫和医的关系。毉(医的古字)下边是个“巫”,说明巫医当时可能是存在的,即巫和医的功能最初可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但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醫”的底下已经变成了“酉”,而酉代表酒的使用,所以药酒在中医中来源很早,并且很重要。《黄帝内经》有一篇《汤液醪醴论》,醪醴就是药酒。换句话说,中医的酒和中医的汤液是同时出现的,证明酒在中医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巫的东西实际上始终存在。宋代的中医有十三科,其中有一门祝由科,就是用墨或者朱砂在身体或纸上画一个符,然后把纸烧了。宋代以后它就逐渐消失了,说明它疗效不行。这说明巫和医在古代是有一定同步性的。

  第三,任何药物,严格地讲,有治疗作用,就应当有一定的副作用,只不过副作用大小不一样,这一点中西医都一样,所以正确地使用药物非常重要。中药的注射剂问题大家争论得比较多。当然,首先要肯定它无疑是中药的一个巨大发展,但在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要在使用中不断修正、不断提高的。

  第四,关于中医学的教育问题。

  首先,现代高等教育相对于中医过去的师傅带徒弟式教育肯定是一个发展,但在发展中也有些具体的问题。我认为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高等教育开始时,可以把中医的一些基础理论、基础常识以集体教授模式普及给学生,学生掌握之后跟着老师个别地来进行实践,这样学生的临证经验、基础理论都能够丰富。

  其次,目前的中医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比说,本科生又上中医,又学西医。我认为,本科教育不太适合中西医结合。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理论体系,很难在一个刚中学毕业的学生身上融合起来,势必造成学生的思维混乱,或者他索性就学西医了。术业有专攻,中医人才的培养还应当以中医知识为主。那怎么实现中西医结合呢?我比较认同“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的观点,一个比较成熟的西医,然后学习中医,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这样才能出成果。

  最后,中医教育当中应当突出学习一些经典的东西,学习一些真正中医的古代文献的东西,学习一些老中医的经验。作为一个中医大夫,主要的著作《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肘后备急方》《六科证治准绳》《千金方》,重点的东西要念。最近这些年把这些课有的变成自修课,甚至变成选修课,我认为这都属于教育的失误。所以我跟好多大学的校长都提过建议,好多大学校长都同意我这个观点,设一个班,专门学中医的东西,让他把古代的东西继承下来、保留下来,不至于使得它散落。

  明代末期,现代医学开始传入中国。明末的方以智写过一本《物理小识》,他从那时就开始接受现代医学的东西;到清代中西医汇通以后,唐容川写了一本《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再到清末、民国,又出现了“衷中参西”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又号召中西医结合。我认为,中医学和西医学大可不辩,充分发挥两种医学的优势,哪个疗效好就用哪种。好比说一个脑出血的患者,现在要做开颅手术,那就用西医西药;术后出现半身不遂等后遗症,那就用针灸和中药。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型和不同的阶段,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样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疗效。所以中西结合,正在迎接它新的未来,将会对世界医学作出新的贡献。

  小结

  郭齐勇:按照以上三位教授所讲,中医学,不仅有疗效,还有自己的理论系统,并且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让我们对它的未来非常有信心。中医的理论和哲学有密切关系,中国哲学的许多特点,像动态、平衡、整体、系统,在中医里有特别多的反映和表现,如阴阳平衡、自我修复、标本兼治、已病未病的综合考量等,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和经典中都有非常丰富的讨论。

  天人合一不是完全的合一,它也有天人的相分,而且我们对天的定义不同,那么天人合一表述的理论范围也不一样,所以在整个天人互动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来考量中医的理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整理者:刘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邓国宏,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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